委任官員原來也是一種AO？
Freely adopted from Antony's blog
從小我就聽說過不少香港政務主任（即俗稱的AO）的傳奇故事，其中一則是這樣的：在經歷了磨人心志的漫長筆試之後，一位萬中選一的候選者得到了面試機會。幾位現任官員叫他假想自己是一群示威者的大腦，正要針對某項政策提出文宣攻勢，讓他即時說出一番無懈可擊的論據。候選人滔滔不絕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大有氣吞山河之勢。然後考官們笑了一笑，對他說：「好，現在假設你是負責那項政策的官員，你會怎麼回應？」。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假，也不知道真正的AO 面試會不會出現這麼刁鑽的難題，但是我以為這則傳說很能表明許多人對AO 這群治港骨幹的看法。這群人是公務員，按照英式文官傳統的理念，他們不應該把自己的政治取向和立場帶進工作；他們要做的，就是忠實執行上級既定的政策，以及為之護航；不管他自己贊不贊成。
所以要這批精英具有黑白易位的應變能力，是一點也不出奇的。
「問責制」或者「政治委任制度」縱有千般不是（關於這兩個名詞的區別，練乙錚先生曾有精闢的梳解，見其< 闡而釋之質而疑之>， 《信報》2008 年6 月28日），起碼有一點好處，那就是揭開了殖民體制內公務員以行政之名僭用政治之權的面紗，把政治權力集中到要負政治責任的任命官員手中。自此之後，特區政府任何重大決策再也不能輕易以行政的程序理性開脫，而要實實在在的表露它的政治立場。因為理論上公務員只是負責執行，而制定大政方向的卻是被委任的局長（這也是王永平先生贊成『問責制』精神的理由）。
紛擾了個多月的「擴大政治委任」風波現在已漸漸平息；然而，回顧其間的爭論，除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新貴的薪酬及國籍問題外，有一個重點卻被大家忽略了，而這一點是到了今天再說也不嫌遲的。
政府為什麼委任他們？
在大家比較熟悉的英美等國，政治委任制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受委任者的政治背景和立場也是要公開的。例如一些著名的學者、研究員和評論家，他們曾經發表過不少研究報告和評論文章，假如他們受邀加入政府，社會大眾就可以從他們那些公開的意見裏推測他們未來的取向。當權者若是委任這種人，要不是覺得他們的理念和自己很接近，就是想吸收他們帶進來的新觀點新刺激。公眾有理由相信，這些人由學入官，從論政到執政，其中有條清晰可循的軌跡。例如現任美國國務卿賴斯，入仕之前就是著名的俄羅斯專家，布殊總統委任她當是看中了她的想法和一向的立論，而大家也不會輕易懷疑她在任官前後有驚人的變化。假如有人發生了180 度的大轉彎，那麼不僅政府需要面對何以委任此人的懷疑，他自己也要處理好自己的誠信問題，以便執政團隊散伙之後重歸學界。難怪許多當過官的學者都要弄點回憶錄之類的東西，好開脫自己前後差異的尷尬。
在政府新近委任的一批官員之中，潘潔、莫宜端和陳智遠都是這類具有學院背景或者評論資歷的人物，3 位分別出身自「新力量網絡」、「三十會」與「Roundtable」等3 個風頭甚勁的智庫或論政組織，他們也都曾發表過不少中肯到位又不失尖銳鋒芒的評論。
那麼，特區政府是不是很賞識他們的說法，和他們一貫的態度，所以才延聘他們入閣呢？如果是的話，這是否表示我們應該期盼他們為政府注入新風，在實際的政務操作上延續過往的看法呢？
很可惜，無論是在政府的解說裏，還是在他們面對記者提問的時候，我們都找不到答案。在「要貢獻香港社會」等空大的套話之外，我們聽不見任何理念的闡述。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打算接納他們一貫的意見，還是他們很認同現政權的路向。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他們可能要放棄自己往日堅持過的主張，好去配合當局的取徑。例如莫宜端就在傳媒注視之下，主動刪去了自己博客上的一些文章（我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她自願的，還是受命而為）。
加入政府就要斬斷歷史？
有些人看見這3 位著名的知識分子一下子成了政壇「新貴」，或許出於慣性，甚至可能是同行相輕的眼紅所致，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他們被建制收編，自動繳械。
我自己是認識這3 個人的，我信任這3 位朋友的誠信、理想和獻身的熱情。不要看那薪資好像很高，在今天的環境底下，接受這份工作是需要勇氣和擔當的。我只是擔心特區執政核心聘用他們的原因。
從過去這一個多月的表現看來，我們可以發現政府要的極有可能不是他們的理念，而是技巧。香港社會隱隱約約有一種共識，那就是一個人加入政府之後不只要謹言慎行，還要避談自己過往與當局相悖的言行，彷彿一個有學養有看法的人加入政府的前提就是斬斷自己的過去。這個世界上有哪一種工作是僱主先憑你的經歷聘用你，然後要你在就職之後必須否定它的呢？有的，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委任官員了。
這就叫我想起那個面試AO 的小故事了。看來我們政府的是研究政策和文宣表述的能力，而非一個憑藉研究得出獨立判斷的人。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政府委任的官員的過去，去邏輯地推斷出他們未來的作為。也就是說，這批委任官員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另一種AO，只是錄用的方法不同罷了。此所以某些現任AO 要心存不滿，不全是因為新人們從天而降，薪酬又不錯，而是他們看不出彼此本質上的區別。此所以這批官員不用講究自己的專業背景與現在的職責範圍是否配合，可以完全由一個「聘用委員會」統一錄取再分派到各個政策局，因為他們是另一種「通才型」的AO。
假如「政治委任制度」的目的之一是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政府為什麼要費那麼大的工夫去培養其實要求和AO 差不多的人呢？假如「政治委任制度」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往昔由負責行政的公務員去做政治決策的困境，那麼現政府的政治理念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傾向是什麼？同時，我們也應該要知道新任官員自己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傾向，要知道他們和當權者的步調是否一致；如果不是，理由又是什麼。
其實，潘潔、莫宜端與陳智遠等3 人還算是好的了，至少他們的過去是坦蕩的，人所共見。葉根銓、邱誠武等傳媒人也是大家熟悉的，不難了解。還有幾位，對大部分市民來講簡直是個謎。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從倫敦看香港政治人才
從倫敦看香港政治人才
Freely adopted from PlasticHK's blog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08/06/blog-post_03.html
特區政府以高薪開闢新職位，委任八個副局長及九個局長助理，期望新的政治任命可以改善特區的政治及施政；可是一開始就傳出「政治不正確」的消息，候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擁有加拿大護照，令本身認受成疑，政治交易的傳聞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政府慌忙為此解釋消毒。
說到政治人才的培訓，眾說紛紜，由應先有民主，還是應先有人才，有理說不清；香港雖然回歸中國，但由法治至政治制度，到今日仍事師英國，偏偏今日的英國，和十一年前的卻已經不盡相同，經濟的榮景加上大量的改革，今日的英國以至倫敦和印象中的已經完全不同，那麼倫敦的改變，是否適用於香港呢？不妨從倫敦市政的改變，看看有沒有值得借鏡的地方？
2008 年 5 月 1 日，七百五十萬的倫敦居民選舉市長，把當了八年市長的工黨利文斯通 (Ken Livingstone) 拉下馬，換上保守黨的約翰遜 (Boris Johnson)，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兩個人都以口不擇言而聞名於英國，倫敦人的口味和香港不同，敢言人只吃香於異鄉。
當香港人、中國人常視批評為洪水猛獸，倫敦人卻喜愛言行獨特的批評家；利文斯通曾力倡廢除 英國皇室帝制，長期同情愛爾蘭共和軍，提供財政資助及參加同性戀者的活動；在 80 年代戴卓爾夫人權傾英國期間，他在倫敦市政大樓豎立一塊電子告示，公佈保守黨政策所造成的失業人數等等，莫不是政壇奇異獨特的行為，換轉在中國甚至在非常自由的香港，這樣的一位人兄，別要說是選市長，早就被「人言可畏」令其從政壇退下去了，可是倫敦畢竟是國際大都會，包容性異常的高，利文斯通透過民主制度，當選下議院議員，由 1987 直至 2001 年期間，多次連任成功，而英國政壇亦發生了變化，由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到 1997 年為工黨所取代。
舊市長利文斯通
然而貝理雅的執政，對利文斯通來說，不但沒有變好，反而可能變壞；因為利文斯通屬於工黨的「老左派」，和貝理雅的「新工黨」理念不符，前者口不擇言的形象，對以形象清新當選的貝理雅來說，卻變成一種包袱；因此在 2000 年的倫敦市長選舉當中，工黨選擇了另一個人選，而非由名氣較高的利文斯通出戰；最終利文斯通選擇了退黨參選，最後不但擊敗了工黨的代表，得票甚至比保守黨還要高，以獨立人士贏得了第一屆的大倫敦市長職務，開創了英國政黨歷史的先河；更甚者，最後工黨還得重新把利文斯通拉回黨內，順利連任了 2004 年的倫敦市長大選。
利文斯通最矚目的言論，就是身為倫敦市長卻狠批英美入侵伊拉克，甚至加入反對政府的遊行隊伍。2003年，利文斯通批評貝理雅政府使國家淪為「美國的跟班」，是「英國人之恥」；同時他又斥責美國總統布殊，靠父親關係避免到越南作戰的懦夫」、「美國最腐敗的總統」、「期望布殊政府被推翻，就像期待薩達姆政府被推翻一樣」；2005 年「七七」倫敦連環炸彈恐襲後，利文斯通批判西方國家為了操控石油，插手中東招致受襲下場：「我不單譴責自殺襲擊者，更要譴責那些為求推動外交政策，假借追捕恐怖分子之名濫殺無辜的政府。」
新市長約翰遜同樣的，現年43歲的約翰遜，從事傳媒行業，由專欄作家到電視節目主持，更曾擔任保守黨副黨魁、影子內閣的藝術部長和教育部長等，卻同時是一個經常口不擇言的人；約翰遜曾表示「在過去10年，我們保守黨出現有如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食人族的情況，所以看到工黨充滿瘋狂事情之後，實在感到非常驚喜」。這番話引起的外交風波，令約翰遜表示：「我會將巴布亞新幾內亞列入我的全球道歉清單。」
約翰遜在一本以風趣討論歷史的書藉《I have got views for you》 之中，辛辣地指出近代的中國文化，對今日的西方文明沒有作出任何貢獻──即使如華人諾貝爾得獎者，亦必須去外國研究才有機會成功云云，這種充滿「約翰牛」(John Bull) 毒舌傳統的英國人，卻符合了倫敦人的口味，或許對大眾來說，這些敢言敢作敢為的人，才有熱血去衝擊英國那種保守到不能再保守的建制，才可以帶來一些改革與改變。
直到認真參選倫敦市長為止，約翰遜一直都給人一個凡事不認真，隨時亂發音的印象；由 2001 年當選議員至今，約翰遜已被揭發兩段婚外情，每次都成為小報採訪與針對的風頭人物。大量評論認為約翰遜做事不認真，不適合當選市長，然選舉開始之後，他卻以認真的態度與表現，令選民眼前一亮，改變了長期的負面觀感。
然而為何倫敦人先後選出的兩位市長，都屬於這種爭議性的人物呢？這和英國選民厭倦了傳統的政治人物不無關係；由 1997 年具理雅當選開始，英國無論在法律，和歐盟的進一步融位，在社會、經濟等都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同時間英國的經濟亦在貝理雅任內，得到明顯的改善；由於英國在英文方面的優勢，成為美國及其他跨國公司營商優先地點，英國和倫敦都因此而生氣勃勃，而人心思變造成了這些性格鮮明的人物，更受到歡迎。
倫敦市政的改革
談到倫敦市政的改革，就要先談前任市長利文斯通的作為；利文斯通被稱為 「Red Ken」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左，在英國的政治光譜之中，實屬異數；利氏敢言的作風，推行起來變成了敢為，對於老化的英國政壇，實為一劑猛藥，就有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所推行的措施極富爭議性，好的方面改善了累積經年的問題，壞的方面則因操之過急而藥石亂投，帶來極大的反彈。
利文斯通在倫敦市長任內最大的建樹，就是改善倫敦的公共交通問題；多年前去過倫敦的朋友當知道，比起香港的交通來說，倫敦市無論在路橋、火車、地鐵、巴士等路線與設計方面，都比不上香港；雖然兩者的風格極之相似（香港是參照倫敦來設計的），但在實際施行的效率上，卻反不如香港；車票貴，服務差，經常遲到誤點；利文斯通上任後，則首先以身作側，不坐私家車坐地鐵，同時大力監督全市的交通系統，令班次準時了，服務也改善了；後來更透過倫敦運輸公司 (Transport for London)，統合全市的交通工具，令市民可以透過類似八達通的蠔卡 (Oyster Card)，以至香港甚少實施的，透過轉車轉換交通工具，去達到目的地；這種全力解決公共交通混亂的決心與意志，贏得了倫敦市民的愛戴；長期的混亂、腐敗與高昂收費，已經令到倫敦市民忍了很多年，利文斯通在這方面贏得了支持與民望。
過度迷信干預
對公共機構這種官僚制度，利文斯通的方法非常有效；可是面對著自由而混沌的系統，如整體交通流量，利文斯通卻作出了一項失敗的豪賭，就是實施了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利文斯通最初在倫敦市中心，對車輛實施五英磅的「擠塞費」，最初更承諾十年內不會加價；然而當利文斯通利用公共交通的改革成果，成功連任倫敦市長一職之後，有見擠塞再次惡化，唯有反口食言，先是說會加價至六英磅，最終卻加價到八英磅一日，表面上交通擠塞是改善了，可是不過兩三年時間，繁忙時間的擠塞情況，又立即打回原型；根據 2007 年尾超過兩份的研究報告，擠塞問題已經打回 2003 年實施收費前的原型，甚至去到 2008 年 2 月，約翰遜根據倫敦運輸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塞車情況由 2003 年平均每公里需時 2.3 分鐘，減慢到 2008 年平均每公里需時 2.33 分鐘。
倫敦的電子道路收費就正如香港的隧道收費一樣，初期會帶來流量下跌，但慢慢又會再次回升；不知是否因為如此，利文斯通立即改變藉口，說要改變收費的模式，把減擠塞的理由，改為減廢氣，收費則最高增加至廿五英磅，立即引來更大的爭議。
除了交通擠塞改善有限之外，高昂的行政及營運支出，亦是計劃極具爭議的原因；計劃執行了四五年，可是其支出一直高居總收入的四成以上，效率低之餘，浪費了大量人民的金錢去養活這個系統，不合乎經濟原則。
例如根據倫敦運輸公司 2007 年 8 月的資料，電子道路收費無法改善空氣質素，廢氣排放的減少幾乎量度不到，實施收費的地區，工商業都出現倒退等等，引致在八年後，倫敦人心思變，希望改變及改善這些失效失時的政策。
好心做壞事與撥亂反正
另一方面，一些好心的政策，亦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如利文斯通在 2006 年推行 18 歲以下青少年免費任坐巴士的計劃，原意是為了減免學生的開支，以及鼓勵學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然而計劃推行之後，青少年在巴士上的犯罪率，卻大幅提升，更引來大量投訴，例如巴士上的行劫、青少年把巴士當作遊樂場、拒絕下車霸佔座位、醉酒行兇等、更由於免費坐車無需拍卡，令犯罪的青少年逍遙法外，結果導致有關當局，須在今年一月至六重新更換所有 11-18 歲青少年的乘車證，令坐車的紀錄「可以追查」。這些「意料以外」的後果，不時出現在利文斯通這位以左傾的市長施政中，令保守黨的約翰遜更振振有詞，令倫敦人改投他一票。
利文斯通為改革了倫敦交通的確費盡思量，如在決定要為全市的巴士，在2010 年及之前加裝 GPS 全球定位系統；約翰遜更推而廣之，認為到時 GPS 的資訊應向全市開放，到時等待巴士，就可以知道幾分鐘之後有車，而不用盲目等待。這些良好的公共交通政策，理論上常向倫敦「偷橋」的香港有關當局，卻不為所動，只是提出要學失敗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好政策不學，卻學壞政策。
另一個例子，利文斯通提出把全倫敦住宅區的汽車速度上限，減到每小時 32 公里，以保護行人安全，減少交通傷亡率；此建議受到車主團體強烈反彈，反提交研究指，由於減速造成塞車，會增加四成的燃油消耗，所造成的污染，以及交通樽頸造成的擠塞，遠遠得不償失。
約翰遜反對這項政策，其交通政策的政綱，值得香港學習：
「重新檢討全市的交通燈、容許電單車使用巴士線，減少公共事業掘路修路的二工程，集中令到交通更流暢，減少交通擠塞，就是最好的減少排放廢氣的方法。」
「恢復某些繁忙隧道潮水式管制行車」（潮水式管制，可以減少汽車因為合流而引致的擠塞問題）
「改善其他交通服務，如跨越泰唔士河的渡輪服務，及增加單車徑，減少對汽車的依賴」（香港的渡輪服務，接駁服務差劣，受到政府忽視）
以倫敦為鏡
檢視過兩位倫敦市長的政策，當發現兩個在言行同樣火爆的市長，其政策的討論與辯論，實和香港完全不同層次；傾向干預的利文斯通，對公共架構官僚效率的改善，藉著自己加強監察起了作用；可是對於自由市場的系統，這種干預往往帶來反效果。最終挑戰者約翰遜，終於擊敗了尋求連任的利文斯通，倫敦選民的選擇，對於香港的政黨可有任何啟示？
Freely adopted from PlasticHK's blog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08/06/blog-post_03.html
特區政府以高薪開闢新職位，委任八個副局長及九個局長助理，期望新的政治任命可以改善特區的政治及施政；可是一開始就傳出「政治不正確」的消息，候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擁有加拿大護照，令本身認受成疑，政治交易的傳聞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政府慌忙為此解釋消毒。
說到政治人才的培訓，眾說紛紜，由應先有民主，還是應先有人才，有理說不清；香港雖然回歸中國，但由法治至政治制度，到今日仍事師英國，偏偏今日的英國，和十一年前的卻已經不盡相同，經濟的榮景加上大量的改革，今日的英國以至倫敦和印象中的已經完全不同，那麼倫敦的改變，是否適用於香港呢？不妨從倫敦市政的改變，看看有沒有值得借鏡的地方？
2008 年 5 月 1 日，七百五十萬的倫敦居民選舉市長，把當了八年市長的工黨利文斯通 (Ken Livingstone) 拉下馬，換上保守黨的約翰遜 (Boris Johnson)，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兩個人都以口不擇言而聞名於英國，倫敦人的口味和香港不同，敢言人只吃香於異鄉。
當香港人、中國人常視批評為洪水猛獸，倫敦人卻喜愛言行獨特的批評家；利文斯通曾力倡廢除 英國皇室帝制，長期同情愛爾蘭共和軍，提供財政資助及參加同性戀者的活動；在 80 年代戴卓爾夫人權傾英國期間，他在倫敦市政大樓豎立一塊電子告示，公佈保守黨政策所造成的失業人數等等，莫不是政壇奇異獨特的行為，換轉在中國甚至在非常自由的香港，這樣的一位人兄，別要說是選市長，早就被「人言可畏」令其從政壇退下去了，可是倫敦畢竟是國際大都會，包容性異常的高，利文斯通透過民主制度，當選下議院議員，由 1987 直至 2001 年期間，多次連任成功，而英國政壇亦發生了變化，由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到 1997 年為工黨所取代。
舊市長利文斯通
然而貝理雅的執政，對利文斯通來說，不但沒有變好，反而可能變壞；因為利文斯通屬於工黨的「老左派」，和貝理雅的「新工黨」理念不符，前者口不擇言的形象，對以形象清新當選的貝理雅來說，卻變成一種包袱；因此在 2000 年的倫敦市長選舉當中，工黨選擇了另一個人選，而非由名氣較高的利文斯通出戰；最終利文斯通選擇了退黨參選，最後不但擊敗了工黨的代表，得票甚至比保守黨還要高，以獨立人士贏得了第一屆的大倫敦市長職務，開創了英國政黨歷史的先河；更甚者，最後工黨還得重新把利文斯通拉回黨內，順利連任了 2004 年的倫敦市長大選。
利文斯通最矚目的言論，就是身為倫敦市長卻狠批英美入侵伊拉克，甚至加入反對政府的遊行隊伍。2003年，利文斯通批評貝理雅政府使國家淪為「美國的跟班」，是「英國人之恥」；同時他又斥責美國總統布殊，靠父親關係避免到越南作戰的懦夫」、「美國最腐敗的總統」、「期望布殊政府被推翻，就像期待薩達姆政府被推翻一樣」；2005 年「七七」倫敦連環炸彈恐襲後，利文斯通批判西方國家為了操控石油，插手中東招致受襲下場：「我不單譴責自殺襲擊者，更要譴責那些為求推動外交政策，假借追捕恐怖分子之名濫殺無辜的政府。」
新市長約翰遜同樣的，現年43歲的約翰遜，從事傳媒行業，由專欄作家到電視節目主持，更曾擔任保守黨副黨魁、影子內閣的藝術部長和教育部長等，卻同時是一個經常口不擇言的人；約翰遜曾表示「在過去10年，我們保守黨出現有如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食人族的情況，所以看到工黨充滿瘋狂事情之後，實在感到非常驚喜」。這番話引起的外交風波，令約翰遜表示：「我會將巴布亞新幾內亞列入我的全球道歉清單。」
約翰遜在一本以風趣討論歷史的書藉《I have got views for you》 之中，辛辣地指出近代的中國文化，對今日的西方文明沒有作出任何貢獻──即使如華人諾貝爾得獎者，亦必須去外國研究才有機會成功云云，這種充滿「約翰牛」(John Bull) 毒舌傳統的英國人，卻符合了倫敦人的口味，或許對大眾來說，這些敢言敢作敢為的人，才有熱血去衝擊英國那種保守到不能再保守的建制，才可以帶來一些改革與改變。
直到認真參選倫敦市長為止，約翰遜一直都給人一個凡事不認真，隨時亂發音的印象；由 2001 年當選議員至今，約翰遜已被揭發兩段婚外情，每次都成為小報採訪與針對的風頭人物。大量評論認為約翰遜做事不認真，不適合當選市長，然選舉開始之後，他卻以認真的態度與表現，令選民眼前一亮，改變了長期的負面觀感。
然而為何倫敦人先後選出的兩位市長，都屬於這種爭議性的人物呢？這和英國選民厭倦了傳統的政治人物不無關係；由 1997 年具理雅當選開始，英國無論在法律，和歐盟的進一步融位，在社會、經濟等都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同時間英國的經濟亦在貝理雅任內，得到明顯的改善；由於英國在英文方面的優勢，成為美國及其他跨國公司營商優先地點，英國和倫敦都因此而生氣勃勃，而人心思變造成了這些性格鮮明的人物，更受到歡迎。
倫敦市政的改革
談到倫敦市政的改革，就要先談前任市長利文斯通的作為；利文斯通被稱為 「Red Ken」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左，在英國的政治光譜之中，實屬異數；利氏敢言的作風，推行起來變成了敢為，對於老化的英國政壇，實為一劑猛藥，就有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所推行的措施極富爭議性，好的方面改善了累積經年的問題，壞的方面則因操之過急而藥石亂投，帶來極大的反彈。
利文斯通在倫敦市長任內最大的建樹，就是改善倫敦的公共交通問題；多年前去過倫敦的朋友當知道，比起香港的交通來說，倫敦市無論在路橋、火車、地鐵、巴士等路線與設計方面，都比不上香港；雖然兩者的風格極之相似（香港是參照倫敦來設計的），但在實際施行的效率上，卻反不如香港；車票貴，服務差，經常遲到誤點；利文斯通上任後，則首先以身作側，不坐私家車坐地鐵，同時大力監督全市的交通系統，令班次準時了，服務也改善了；後來更透過倫敦運輸公司 (Transport for London)，統合全市的交通工具，令市民可以透過類似八達通的蠔卡 (Oyster Card)，以至香港甚少實施的，透過轉車轉換交通工具，去達到目的地；這種全力解決公共交通混亂的決心與意志，贏得了倫敦市民的愛戴；長期的混亂、腐敗與高昂收費，已經令到倫敦市民忍了很多年，利文斯通在這方面贏得了支持與民望。
過度迷信干預
對公共機構這種官僚制度，利文斯通的方法非常有效；可是面對著自由而混沌的系統，如整體交通流量，利文斯通卻作出了一項失敗的豪賭，就是實施了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利文斯通最初在倫敦市中心，對車輛實施五英磅的「擠塞費」，最初更承諾十年內不會加價；然而當利文斯通利用公共交通的改革成果，成功連任倫敦市長一職之後，有見擠塞再次惡化，唯有反口食言，先是說會加價至六英磅，最終卻加價到八英磅一日，表面上交通擠塞是改善了，可是不過兩三年時間，繁忙時間的擠塞情況，又立即打回原型；根據 2007 年尾超過兩份的研究報告，擠塞問題已經打回 2003 年實施收費前的原型，甚至去到 2008 年 2 月，約翰遜根據倫敦運輸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塞車情況由 2003 年平均每公里需時 2.3 分鐘，減慢到 2008 年平均每公里需時 2.33 分鐘。
倫敦的電子道路收費就正如香港的隧道收費一樣，初期會帶來流量下跌，但慢慢又會再次回升；不知是否因為如此，利文斯通立即改變藉口，說要改變收費的模式，把減擠塞的理由，改為減廢氣，收費則最高增加至廿五英磅，立即引來更大的爭議。
除了交通擠塞改善有限之外，高昂的行政及營運支出，亦是計劃極具爭議的原因；計劃執行了四五年，可是其支出一直高居總收入的四成以上，效率低之餘，浪費了大量人民的金錢去養活這個系統，不合乎經濟原則。
例如根據倫敦運輸公司 2007 年 8 月的資料，電子道路收費無法改善空氣質素，廢氣排放的減少幾乎量度不到，實施收費的地區，工商業都出現倒退等等，引致在八年後，倫敦人心思變，希望改變及改善這些失效失時的政策。
好心做壞事與撥亂反正
另一方面，一些好心的政策，亦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如利文斯通在 2006 年推行 18 歲以下青少年免費任坐巴士的計劃，原意是為了減免學生的開支，以及鼓勵學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然而計劃推行之後，青少年在巴士上的犯罪率，卻大幅提升，更引來大量投訴，例如巴士上的行劫、青少年把巴士當作遊樂場、拒絕下車霸佔座位、醉酒行兇等、更由於免費坐車無需拍卡，令犯罪的青少年逍遙法外，結果導致有關當局，須在今年一月至六重新更換所有 11-18 歲青少年的乘車證，令坐車的紀錄「可以追查」。這些「意料以外」的後果，不時出現在利文斯通這位以左傾的市長施政中，令保守黨的約翰遜更振振有詞，令倫敦人改投他一票。
利文斯通為改革了倫敦交通的確費盡思量，如在決定要為全市的巴士，在2010 年及之前加裝 GPS 全球定位系統；約翰遜更推而廣之，認為到時 GPS 的資訊應向全市開放，到時等待巴士，就可以知道幾分鐘之後有車，而不用盲目等待。這些良好的公共交通政策，理論上常向倫敦「偷橋」的香港有關當局，卻不為所動，只是提出要學失敗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好政策不學，卻學壞政策。
另一個例子，利文斯通提出把全倫敦住宅區的汽車速度上限，減到每小時 32 公里，以保護行人安全，減少交通傷亡率；此建議受到車主團體強烈反彈，反提交研究指，由於減速造成塞車，會增加四成的燃油消耗，所造成的污染，以及交通樽頸造成的擠塞，遠遠得不償失。
約翰遜反對這項政策，其交通政策的政綱，值得香港學習：
「重新檢討全市的交通燈、容許電單車使用巴士線，減少公共事業掘路修路的二工程，集中令到交通更流暢，減少交通擠塞，就是最好的減少排放廢氣的方法。」
「恢復某些繁忙隧道潮水式管制行車」（潮水式管制，可以減少汽車因為合流而引致的擠塞問題）
「改善其他交通服務，如跨越泰唔士河的渡輪服務，及增加單車徑，減少對汽車的依賴」（香港的渡輪服務，接駁服務差劣，受到政府忽視）
以倫敦為鏡
檢視過兩位倫敦市長的政策，當發現兩個在言行同樣火爆的市長，其政策的討論與辯論，實和香港完全不同層次；傾向干預的利文斯通，對公共架構官僚效率的改善，藉著自己加強監察起了作用；可是對於自由市場的系統，這種干預往往帶來反效果。最終挑戰者約翰遜，終於擊敗了尋求連任的利文斯通，倫敦選民的選擇，對於香港的政黨可有任何啟示？
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董‧曾‧梁 醫療政策大比拼
董‧曾‧梁 醫療政策大比拼
Freely adopted from《醫．藥．人》 第 70 期
http://www.3phk.com/article.asp?id=1467
撰文︰勞永樂（全民健康動力主席／傳染病專科醫生）
董前政府的最大盲點是凡事以商家角度出發，凡事只著重有形收益、有形成本，以為弄好盤數，減低公共開支，便能解決香港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於是，施展削減公務員編制、減薪酬福利及推行服務外判等招數。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得利益集團使出肥上瘦下還擊，把中、下層推上為香港不景氣犧牲的祭壇。清潔工收入由6000至8000減半至3000至4000。公營機構如醫管局更趁機增加收費，使無能力選擇私營醫療的市民付出更多；並以赤字為藉口，進一步剝削升斗市民僅有福利。
商人做特首
商人特首振臂一呼，商家群起和應。以裁員、減薪、加辛來對付打工仔。當一眾老闆以為得其所哉之際，港人信心瞬間完全消失，人人以為朝不夕保，於是停止消費、停止置業、緊抱穀種，等待不知何時到臨的黎明。結果，香港步入長期通縮，老闆階級「現眼報」，先波及小老闆，繼而是中老闆，最後部分大老闆亦不能倖免。唯一的得益者是誰？大大老闆是也。
此乃董前政府的最大罪惡－－使香港利益進一步向大財閥傾斜，消滅社會向上的中產動力，甚至把他們推進貧窮深淵。有謂全球化導致全球財富分布呈M形，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此乃宏觀看法。在這宏觀條件下，董前政府再雪上加霜，叫中產死得更快、死得更慘。相信已不必再提董的房屋政策，亦明白為何港人對董落曾上深感如釋重負。
公務員特首
曾蔭權的競選政綱裡，不難發現他正企圖擺脫以有形收支、損益治港的商人思維。以醫療為例，曾承諾在未來五年增加政府公共醫療承擔，由現時的300億提高至400億，即由佔公共開支15％增至17％，或由現時低於國民總產值（GDP）的3％，增至3.4％。以同樣經濟發達地區，香港的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實在少得可恥。歐盟成員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在7％至10％GDP之間。香港雖云是低稅區，以3％GDP仍能應付，是靠公營醫療機構人員「超」努力，香港病人「超」容忍達至。但種種跡象顯示，他們的容忍已超極限，硬忍下去只會使醫患矛盾加劇，醫療事故頻生，醫療素質下降。
筆者認為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仍有空間提升至4％GDP，達至高稅國家的一半。所以曾增加開支的方向是正確，明顯一改商人「卸膊」思維，把政府增加承擔醫療開支放在眾多措施首位，把不利市民的醫療融資放在第三位。
專業人士做特首
至於另一位候選人梁家傑的醫療政綱，亦切中問題核心：「政府官員以成本控制為他們的大前提，把財政視作健康和醫療服務的核心議題，結果為醫療護理專業，以致病人及家屬不斷製造危機。」但敗筆是他仍然以專業本位看問題，在以上論述先醫護、後病人及家屬；更在同一演說指出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等，要作好準備面對社會日趨嚴格的監察，語調儼如專業領袖。
也許作為資深大律師的梁，跟很多醫生和律師一樣，對專業人士的高尚操守深信不疑；對專業人士享有特權視為天經地義，以致終未能突破專業身分，放下身段，誠實指出專業是壟斷。而社會容許這壟斷，原意並非讓專業人士發財，而是因為專業人士承諾以社會利益為先，以顧客利益為要。
梁有否反思：社會上的人是否不論貧富，都能公平獲得公義；社會上的人是否不論貧富，都能公平獲得醫治呢？
梁如能以專業人士身分打破專業的神話，也許我會相信他參選真正是為「無權、無錢、無票」的人，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誰是特首的老闆？
一個未能打破自身專業本位的候選人跟一個資深公務員相比，大部分港人認為誰較可取？答案從眾多民調結果，最清楚不過。但得出這答案，並不表示小圈子選舉合理。問題是縱使當選人熟知香港人所想，如何能確保他知行合一，他的真正老闆是誰？如果港人不是他的老闆，面對真老闆意旨與港人意願相違，利益有衝突時，他會如何取決，答案亦最明顯不過。這就是筆者三番四次指出特首選舉是假選舉的原因。
盼望特首真老闆的利益永遠與港人利益一致。不然，現正是我們放下對小圈子選舉所有幻想，開始腳踏實地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時候。
Freely adopted from《醫．藥．人》 第 70 期
http://www.3phk.com/article.asp?id=1467
撰文︰勞永樂（全民健康動力主席／傳染病專科醫生）
董前政府的最大盲點是凡事以商家角度出發，凡事只著重有形收益、有形成本，以為弄好盤數，減低公共開支，便能解決香港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於是，施展削減公務員編制、減薪酬福利及推行服務外判等招數。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得利益集團使出肥上瘦下還擊，把中、下層推上為香港不景氣犧牲的祭壇。清潔工收入由6000至8000減半至3000至4000。公營機構如醫管局更趁機增加收費，使無能力選擇私營醫療的市民付出更多；並以赤字為藉口，進一步剝削升斗市民僅有福利。
商人做特首
商人特首振臂一呼，商家群起和應。以裁員、減薪、加辛來對付打工仔。當一眾老闆以為得其所哉之際，港人信心瞬間完全消失，人人以為朝不夕保，於是停止消費、停止置業、緊抱穀種，等待不知何時到臨的黎明。結果，香港步入長期通縮，老闆階級「現眼報」，先波及小老闆，繼而是中老闆，最後部分大老闆亦不能倖免。唯一的得益者是誰？大大老闆是也。
此乃董前政府的最大罪惡－－使香港利益進一步向大財閥傾斜，消滅社會向上的中產動力，甚至把他們推進貧窮深淵。有謂全球化導致全球財富分布呈M形，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此乃宏觀看法。在這宏觀條件下，董前政府再雪上加霜，叫中產死得更快、死得更慘。相信已不必再提董的房屋政策，亦明白為何港人對董落曾上深感如釋重負。
公務員特首
曾蔭權的競選政綱裡，不難發現他正企圖擺脫以有形收支、損益治港的商人思維。以醫療為例，曾承諾在未來五年增加政府公共醫療承擔，由現時的300億提高至400億，即由佔公共開支15％增至17％，或由現時低於國民總產值（GDP）的3％，增至3.4％。以同樣經濟發達地區，香港的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實在少得可恥。歐盟成員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在7％至10％GDP之間。香港雖云是低稅區，以3％GDP仍能應付，是靠公營醫療機構人員「超」努力，香港病人「超」容忍達至。但種種跡象顯示，他們的容忍已超極限，硬忍下去只會使醫患矛盾加劇，醫療事故頻生，醫療素質下降。
筆者認為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仍有空間提升至4％GDP，達至高稅國家的一半。所以曾增加開支的方向是正確，明顯一改商人「卸膊」思維，把政府增加承擔醫療開支放在眾多措施首位，把不利市民的醫療融資放在第三位。
專業人士做特首
至於另一位候選人梁家傑的醫療政綱，亦切中問題核心：「政府官員以成本控制為他們的大前提，把財政視作健康和醫療服務的核心議題，結果為醫療護理專業，以致病人及家屬不斷製造危機。」但敗筆是他仍然以專業本位看問題，在以上論述先醫護、後病人及家屬；更在同一演說指出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等，要作好準備面對社會日趨嚴格的監察，語調儼如專業領袖。
也許作為資深大律師的梁，跟很多醫生和律師一樣，對專業人士的高尚操守深信不疑；對專業人士享有特權視為天經地義，以致終未能突破專業身分，放下身段，誠實指出專業是壟斷。而社會容許這壟斷，原意並非讓專業人士發財，而是因為專業人士承諾以社會利益為先，以顧客利益為要。
梁有否反思：社會上的人是否不論貧富，都能公平獲得公義；社會上的人是否不論貧富，都能公平獲得醫治呢？
梁如能以專業人士身分打破專業的神話，也許我會相信他參選真正是為「無權、無錢、無票」的人，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誰是特首的老闆？
一個未能打破自身專業本位的候選人跟一個資深公務員相比，大部分港人認為誰較可取？答案從眾多民調結果，最清楚不過。但得出這答案，並不表示小圈子選舉合理。問題是縱使當選人熟知香港人所想，如何能確保他知行合一，他的真正老闆是誰？如果港人不是他的老闆，面對真老闆意旨與港人意願相違，利益有衝突時，他會如何取決，答案亦最明顯不過。這就是筆者三番四次指出特首選舉是假選舉的原因。
盼望特首真老闆的利益永遠與港人利益一致。不然，現正是我們放下對小圈子選舉所有幻想，開始腳踏實地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時候。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