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10年的「階級內部鬥爭」

回歸10年的「階級內部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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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回歸10年，階級這個名詞——曾經認為完全不適用於香港社會的具體情——竟然成為了本地傳媒常用的關鍵詞之一。這很大程度上跟亞洲金融風暴、本地泡沫經濟爆破、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衝突有關，尤其是本來代表富裕、安穩生活，象徵社會流動和社會機會結構開放的中產階級陷於困境，更令他們的遭遇成為了一個熱話題。若論於公眾領域上議論的次數，在過去10年我們談論階級的種種（中產階級、階級衝突等），可能比戰後至九七回歸前的總和要多幾倍。

但1997 年後香港出現（或對某些人來說，重現）了階級政治嗎？在我看來，這又不盡然——至少不是一般人所指階級鬥爭白熱化的意思。這樣說並不表示當前香港社會未有形成階級衝突的主觀及客觀條件。客觀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和主觀上愈來愈多人（尤其是二三十世代）覺得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足以燃起火頭。但現實是香港社會並未有發生很多人所想像（有的則是憂慮）中的階級鬥爭。至少自回歸以來，勞工界未有真真正正對資本家和他們所重視的營商環境構成任何威脅。所謂勞工通過集體行動來爭取「免費午餐」，是想像中的威脅多於現實。

未有發生階級鬥爭

儘管很多勞工界的代表絕對不願意公開承認，但事實是「打工仔」在過去10年一直處於弱勢（到近來勞動市場狀好轉才略有轉變），就算想搞鬥爭，亦有心無力。如果回歸之後有發生過階級鬥爭，那也只可能是由資本家來鬥「打工仔」——裁員、減薪、確立強調彈性的僱傭制度、阻止出現重大政策改變的可能（如更全面的處理貧窮問題）、以市場手段壓縮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等。由勞動者所發動的階級政治只是建構出來的假想敵、威脅，真實的情是（十分諷刺）他們並沒有在一國兩制底下得到更多保障。

階級矛盾與衝突在回歸後的香港社會所表現的形態，令很多人「大跌眼鏡」：我們見到的是階級內部的衝突（intra-class conflict），而不是不同的階級之間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3種「階級內部的衝突」

1997年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現象：

一是資產階級的內鬥。本來配合一國兩制的一種統治策略是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統一戰線，以為只要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再加上拉攏資本家參與各層級政治建制（人大、政協、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等），便應該足以鞏固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支持。但是機關算盡，偏偏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ABC——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更需要肯定自家利益受到保護。去殖化之後的一大課題，乃政府與社會如何重建關係。當中有兩個重大問題：首先是新政府的認受性（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好好處理，至今仍是一大死結），而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協調資產階級的利益，順利結盟，推動經濟發展。前一個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至於後者，九七後屢見資產財團之間公開不和，互相攻擊，發生衝突。資產財團之間的競爭表面化，甚至批評特區政府偏幫個別利益集團。資產階級的階級內部衝突大大削弱了政府領導發展的能力。

二是在經濟發展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趨勢底下，中產階級分裂為「流動」與「在地」兩個主要部分：前者屬於跟商業及財經服務扣得最緊的一群，他們的發展機會並不固定地嵌於本土經濟，也因此而可以直接受惠於內地的高速發展經濟；後者則因其專業或服務機構的性質以至個人事業牢牢繫於香港經濟。他們之間的衝突有時表現於對北京的態度（例如是否應該在中港關係問題上妥協），有時表現於公營部門與私人企業之間（例如公務員加薪與否）的矛盾。

第三是在貪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草根階層的內部矛盾。舉一個例，對領綜援家庭最多（也恐怕是最狠）批評的，往往就是勞苦大眾。香港社會的機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對草根階層而言，創業、搞小生意的機會及可行性已大不如前，愈來愈遙不可及。社會流動的希望變得渺茫，矛盾就轉變對內；自己的生活不好過，為何有人可以「不勞而獲」。

上述種種階級內部的衝突形成了回歸後特殊的群眾情緒：官商勾結會引起公憤，但那是因為違反了公平競爭原則，而不是基於仇富的心理。到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尚未出現仇富的情緒（雖然個別資本家經常以為自己受人針對）；九七後所浮現的，是一種神經緊張的狀態，害怕失去自己所擁有的，更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裏落後、「執輸」。政府沒法再像以往般透過經濟增長，擴大可分配的資源，來滿足各階層的需要。就算近期經濟恢復增長，亦無法說服大眾，大家即將可得到自己應有的一份。這是一個分配衝突（distributional conflicts）的環境，「點解你得到的大過我那一份？」這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嗎？未必！